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与符号主义相比，联结主义显然更具仿生学的特色。因此，算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就是使得其算法能够像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自然人一样有效[7]。
人工智能已经被认为成为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最前沿，这已经意味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而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对人工智能的担忧犹在耳边，以电影终结者系列为代表的讲述人工智能机器人脱离人类控制而暴走最终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场景仍在眼前，人工智能系统引发的事故已经开始浮现：2016年由微软开发的聊天机器人Tay在Twitter上线后公开发表含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同性恋攻击等方面的言论，虽然事后微软表示这是由于黑客对漏洞的攻击以及Tay受到了某些信息源的刺激所致。一方面，法人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对外能以自己名义活动。因为倘若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从事事实行为如发明、创作或准法律行为如催告等，仍与其权利义务相关，此时仍有必要承认这类人工智能具有相应的法律主体地位，其因此才可能基于创作出作品而享有著作权。场景相似度较高的情况下，系统会将其默认为之前辨识过的场景。
前述提到的Alfago就是基于符号主义的设计理念。民事主体制度也随着历史变迁不断变化。因此虽然理论上联结主义可以无限度求解并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但是由于事先置入算法的限制，使得相似场景识别难以十分精确，所以此时人工智能无法准确辨别与之前相似场景的区别，求解必然不准确。
不过，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范围是以事先被输入必要的数据、设定目的程序实现的。而字面意思相同问题在不同情形下代表的含义则可能不同，此时需要准确找到问题对应的符号链条，要求超高的运算能力。这样，既不会阻碍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使人类生活更加便利，也不会因为不承认人工智能的意思表示能力而造成大量使用人工智能进行交易的场景下法律效果待定或无法评价的情形出现因而阻碍交易，并且能够防止极端情况下人工智能因暴走而做出极端的反常意思表示损害交易相对人或委托人的利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郑戈教授则认为人工智能的立法须指定一个现有的政府部门负责确立相关的行业技术标准、安全标准和个人数据保护标准，而这个标准不应当是自上而下武断强加的，而应当是对行业自身所发展出来的标准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保护原则的综合考量，其制定程序应当遵循公共参与、听证等行政程序规则。
主观能动性通常是指人的主观意识和实践活动对于客观世界的反作用或能动作用，是人之所以与物、动物相区别的核心要素。事实上，法人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其具有法律人格必然得出法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法律活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联结主义首先将智能视为大脑中神经元的联结和信息传导的结果。（二）人工智能从事法律行为的后果承担 论及人工智能从事法律行为的后果承担，首先应当明晰法律后果的承担本质上也是权利如何行使、义务如何履行、产生的违约或侵权责任如何承担？[22]仍不妨考察法人从事法律行为的后果承担。目前常见的人工智能包括的皆是某个领域的人工智能如道路驾驶、下棋、计算等方面。区分法律上的人与生物学上的人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一点对于明晰自然人随着民事主体制度的建立而确立其法律主体地位、理解自然人的范畴大有裨益。
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平权思想的勃兴使人们开始意识到生物意义上的人均应为法律所承认为主体。法人从事法律活动以其全部财产负责，股东仅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这是因为现有技术下的人工智能虽然具有强化学习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基于算法的指引下通过比较不同联结，不断修正其参数后最终选择的结果。我们常常认为难以理解他人做出的某些行为而去向他讲道理，有时能讲得通有时讲不通甚至反被他人嘲笑。
只是通过私法上相应的归属规范将自然人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法定的自然人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即视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可能在一个问题的解答中会产生若干符号链条皆是答案，由系统作出不断排除筛选后最终确定一个最优解。
在学术界仍存在不少反对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声音：以这种拟人化的想象来理解机器人，试图制定规范来约束它们的行为，甚至赋予它们法律主体资格，这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8]。当然，如果从工具论的角度将人工智能仅理解为人类创造的工具，那么无论多么聪明、多么像人而不是人的人工智能都只是客体而非主体。
此时可以对基金基础上增加的财产设立公积金，如公司法上将一部分营利纳入法定公积与资本公积。各类符号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我们想象、创作、发明的基础。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超脱民事立法中自然人与法人二元结构而作为其他的主体存在呢？虽然从实证法的角度讲这是无法通过任何现有的法律释义解释出来，但是作为新兴领域的人工智能倘若确有作为法律主体的必要，则之后的制度设计未尝不能作出更改。比如现代民法不会因为自然人财产减少等原因减损其人格，而法人可能因为其责任财产不当减少，或沦为内部人的工具而导致其人格形骸化。[21]拥有了法人人格后，法人依靠法人机关进行思考和活动，法人机关也犹如人之大脑一般代替法人决策，代表法人对外活动。因此，算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就是使得其算法能够像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的自然人一样有效[7]。
从这个角度上讲，法人是法律的产物。在这类人工智能中，问题解答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大量运算——对大量符号的选择和排列。
参见王利. 人格权法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第164页. [15]北川善太郎, 仇京春, 李毅多. 日本民法体系[M]. 科学出版社, 1995，第56页. [16]Prentice, Daniel D.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M].Sweet Maxwell, 1997,p.77. [17]参见施天涛. 公司法论.第3版[M]. 法律出版社, 2006，第5-7页. 在法经济学上，法人究竟是法律的产物还是契约的产物是一个悠久的命题，这里不讨论法人的性质为何，只想强调法人概念的出现是法律基于功能主义的考量而创造的。[14]但法人是否具有人格权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
一方面，原则上人工智能的责任由其自身承担。以核能为例，我们能够基于核能双刃剑而可能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在核安全领域对核能行业进行严格立法和监管。
生命的长短、延续受到自然的支配亦受到人力的影响，但绝非人力所彻底改变。而自然人进行意思表示的过程是其行使主观能动性的生理过程。在现代区分公私法的法律体系中，自然人的概念也就与生物意义上的人的概念外延几乎重合，是指具有生命的人类个体，是一个相对于法人的民法概念[13]。而最重要的在于人类事先向人工神经网络输入了控制和改变神经元联结的算法，在这套算法的指引下，人工神经网络受到刺激后，不同信息输入系统，神经元进行不同联结，传递不同信息，产生了仿生学意义上类似于人脑的反映。
比较两种模式，符号主义设计理念下创造的人工智能非但不具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有限求解的局限事实上使得这个显得非常智能的机器仅能在特定领域下对问题进行识别并寻求有限解中的最优解，既不能超越场景也不能跳出求解方式的有限性，因此并没有赋予其法律主体资格的必要。场景相似度较高的情况下，系统会将其默认为之前辨识过的场景。
自然人遇到任何问题或场景首先要辨识，其次是反应，这个反应具有非常高的偶然性，伴随着人的主观情绪变化。而法人机关依法必须设立的原因正因为其代表法人做出意思表示、从事法律行为。
显然，在联结主义的设计理念中，事先输入的算法极为重要，这决定了人工神经网络对什么刺激有反应、对什么刺激没有反应，也决定了人工神经网络受刺激后的联结如何连接。若考虑算法的限制和场景识别的准确性，联结主义理念下的人工智能虽比起符号主义有了求解范围、学习能力和理论上应用领域的提高，但是由于置入算法的限制，导致了其辨识场景精确度的限制，仍然难以作为如同人类一样能够对各类场景做出完全真实意思表示，或者说，其意思表示能力受到了算法的限制。
近期，Sophia甚至为沙特的女性权利呼吁，但这并非因为其具有真正的女性身份，不过是其控制者的商业炒作而已。各组物理符号包含了带有特定含义的符号，这些符号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一方面，在依托互联网建立的云计算，并以此为基础获得的大数据配合智能计算机的深度学习算法，人工智能系统成功地模拟了人类的智慧动力。由此可以看到，人（或自然人）最重要的法律特征和法律上的属性在于人格，使得其不能作为工具而只能作为目的。
摘要：人工智能是否享有法律主体地位取决于其智能：符号主义设计理念下的人工智能难以具有主观能动性，而联结主义设计理念下的人工智能虽然亦受到事先置入算法的限制，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能够在具有理论上的无限求解可能性并具有可期待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可以在其智能范围内授予其不同于自然人的特殊法律主体地位。见与不见，变革已经开始，这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对待。
这是因为不同个体之间世界观不完全相同，而讲道则是基于个体的世界观宣扬方法论的过程。2016年，欧洲议会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为机器人制定民事规范（Civil Rules on Bobotics）的报告,第50条f款表明，从上远看，应当为机器人创设特殊的法律地位，以保证复杂的自动化机器人能够作为电子人（electronic person）的法律主体存在。
可以考虑为人工智能系统设置类似公司股东的权益归属主体，由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受让者等相关主体充当。性别是生物学上的概念，人类分为男性女性，是因为其天然的身体构造以及内在基因差异而成的。
